苏南模式新实践 ——以无锡市新吴区大坊桥村为例

苏南模式新实践

——以无锡市新吴区大坊桥村为例

【摘要】 大坊桥村地处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东南部，伯渎河与望虞河穿流而过，享有“中国传统村落”“江苏省传统村落”“无锡市十大古村落”三重美誉。作为苏南模式发源地范围内的一个行政村，大坊桥村既承载着苏南模式的历史基因，又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路径的振兴新路。2018年以来，大坊桥村以村党委书记夏峰为带头人，聚焦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建设宜居家园，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国字号”荣誉。本报告通过梳理苏南模式的历史脉络与大坊桥村的新时代实践，剖析其从传统农业村向现代文旅村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揭示大坊桥村实践对苏南模式精神的传承与超越，为苏南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的基层样本。

一、苏南模式的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

（一）苏南模式的诞生

苏南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区域发展范式。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中率先提出“苏南模式”的概念，指的是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非农化发展的方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工业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坚持经济与社会、物质与文明协调发展，走共同富裕之路。

苏南模式并非凭空产生。苏南地区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历时300余年的江南早期工业化就发生在苏南地区。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地区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为农机具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步入大发展阶段。无锡作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源地之一，改革开放后风生水起的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就诞生于此。

（二）苏南模式的历史作用

苏南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其一，开辟了农村工业化的新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指出：“苏南模式实际上开辟了中国在国家工业化以外的另外一条工业化道路，那就是农民在乡村从事工业化的道路。”在传统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之时，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模式，迈出了我国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关键一步。

其二，有效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苏南地区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发展策略，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工人，亦工亦农，农村劳动力剩余现象得到了弱化，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其他地区更充分的利用。在费孝通看来，通过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小城镇能够成为大城市的“人口蓄水池”。

其三，孕育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凭借“踏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推动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无锡县堰桥乡率先推行“一包三改”（厂长经理经济承包责任制，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催生了“苏南模式”的形成。这些改革探索和精神积淀，成为苏南模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苏南模式的演进与转型

苏南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持续的自我调整与演进。

第一阶段（1980—1994）：政府主导型乡镇企业模式。 每个市、县、乡镇、村政府都主导建立了很多乡镇企业。然而，由于以政府为主导，必然出现类似国有企业一样的产权不明晰问题。

第二阶段（1994—2000）：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苏南地区积极与浦东接轨，全面引进外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的落成成为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苏南乡镇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组建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公司等途径明晰产权。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新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以发展乡镇企业主导的集体经济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突破口，经历两次产权制度改革后，已开创“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三足鼎立的“新苏南模式”。当今的苏南模式，是国资、外资、民资和股份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实现了区域市场更加开放、城乡发展更加协调，更注重共同富裕，更好践行“创新、绿色、开放、包容、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费孝通曾在《小城镇 大问题》中指出：“中国应走乡村工业化道路，通过发展小城镇实现城镇化。”苏南模式正是这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

二、大坊桥村：苏南模式发源地的一个缩影

（一）基本村情与历史坐标

大坊桥村位于新吴区鸿山街道东南部，东至漕湖、南至望虞河、西至飞凤路、北至七房桥村，规划面积约11.31平方公里，有33个自然村，居民1100户，2026年常住人口2218人，60岁以上约700人；户籍人口4258人，60岁以上 约1800 人。2025年全村经营性收入(含梨园收入、土地、标房、房屋租赁等)446.64万元。

该村历史文化资源深厚，坊桥老街沿伯渎河而建，始建于清末，十三座圆锥形储粮仓建于1970年代初，见证了无锡“米码头”的繁荣图景。鼎盛时期，全长约450米的老街曾聚集80余间店铺，水运兴旺，商贸繁盛。

作为苏南模式发源地范围内的一个村，大坊桥村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年代并非旁观者。苏南地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式发展格局同样在这里留下了印记。然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转制与升级，大坊桥村面临着传统农业为主、集体经济不强、劳动力外流等苏南乡村普遍遭遇的现实挑战。村民长期以传统农业为主，参与意识与能力相对薄弱，村庄治理呈现“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

（二）从“工业化”到“振兴”：大坊桥的时代课题

传统苏南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通过发展乡镇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然而，当工业化浪潮逐渐退去，那些未能搭上产业升级快车的乡村，如何找到新的发展动力？

大坊桥村面临的关键课题在于：如何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发展动力，如何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建设者，如何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走出一条具有苏南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005年3月，大坊桥村所在的鸿山镇划归无锡新区（即现在的新吴区）代管，作为农业村的大坊桥融入高新区后，逐步开启转型之路。比较明显的是2018年6月，新任村书记到位，带领大坊桥村加快了转型发展之路。这条路的本质，是在传承苏南模式“发展为民、共同富裕”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探索一条“文化引领、村民共治、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三、传承与超越：大坊桥村的新时代实践

（一）治理创新：从“政府主导”到“村民自治”

传统苏南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组织投资、引导发展。这种模式在工业化初期有效地集中了资源、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也带来了“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

大坊桥村的根本转变，在于将自上而下的村庄治理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村党委的核心治理理念是：“村庄改造过程中会有很多牵涉到村民自身利益的问题，我们能做的，是倾听、尊重、沟通，让老百姓也参与进整个的改造计划。”

协商共治：从“村民知情”到“村民当家”。 金家里自然村的改造是全流程协商议事的典型案例。2019年7月，大坊桥村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选址、设计方案、施工进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经过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设计方案由专业公司出初稿，经村民代表大会多次讨论后七易其稿。村民小组长老俞从抵触拆违到带头示范，其态度的转折点就在于“看了新家设计图，就想通了”。经过数月改造，金家里从“脏乱差”的典型村变为花园式居住地，新建村民公园、休憩亭廊，粉墙黛瓦焕然一新。

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可归纳为“四个全程”——全程商量、全程公开、全程参与、全程监督。据不完全统计，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村落协商议事亭累计召开各类议事协商会议数十场，涉及农房翻建、产业引进、垃圾分类等村务各个方面。

积分治理：数字时代的乡村自治新范式。 2023年，大坊桥村创新推出“文化积分”制度，开发“智绘积分”微信小程序，2024年升级为2.0版本。截至2025年，已有268户村民线上参与。村民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议事协商、环境整治获取积分，可在积分超市兑换日用品。有村民表示：“以前村里做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手机上就能看、就能说、就能做。”

从“政府主导”到“村民自治”，大坊桥村在治理层面完成了对传统苏南模式的超越——不是政府退出，而是政府从“包办者”转变为“赋能者”，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

“乡村美是新业态落地的基底。”夏峰说。近5年，大坊桥村每年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投入资金约200万元以上。金家里自然村28套新农房即将建成，水系沟通，电线入地，道路拓宽，老村落成为花园式居住地。持续开展的环境整治激发了村民参与热情，近5年来义务劳动村民年均超500人次，乱堆放、乱搭建现象已基本消失。

（二）文化赋能：从“工业优先”到“文化引领”

传统苏南模式以工业发展为核心驱动力，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大坊桥村的实践则表明：文化不仅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资源，更可以成为引领发展的动力。

大坊桥村的文化遗产资源堪称富集：伯渎河穿境而过，三千年前吴文化在此发源；三叹荡、寒儒桥等多处留有丰富动人的传说；坊桥老街至今保留着清末民初的粉墙黛瓦、“前店后坊”格局和石板路面；十三座圆锥粮仓被誉为“无锡金字塔”，已成为年轻人打卡的网红地标。

面对厚重的文化积淀，大坊桥村将活化利用的着力点放在了“村民共创共享”上。村党委探索出一条“党组织引领、党员带头、村民为主体、文化赋能”的融合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将村民从文化的“传承者”转变为“共创者”。

设立村巷党支部，成立“村民文化共筑小组”，下设文化挖掘、导赏服务、美食传承三支队伍。设立“党员+传承人+村民”的三级守护体系。截至目前，30余位“村民能手”在文化挖掘、导赏服务、美食传承等领域崭露头角。80岁的钱永南作为老街原住民，对新中国成立前老街样貌的每一处细节都了然于胸，老街修缮完成后，他自发担任义务讲解员。

成功开展8次“坊言议事会”，组织编纂《大坊桥村志》，策划开展“故事藏在屋檐下”“我是古街代言人”等6场主题宣讲，推出沉浸式“古韵坊桥文化游”游园会，村民化身古装NPC服务众多游客。拍摄村民口述村史片，与青年设计师共创开发IP形象、文创日历等系列衍生品，设计三条精品主题游线，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记忆的旅游产品。

如果说传统苏南模式是用工业“改造”乡村，那么大坊桥村则是用文化“激活”乡村——让千年古村的文化根脉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三）产业转型：从“村村点火”到“数字游民”

传统苏南模式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式工业化著称。大坊桥村的新时代产业转型，则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不是工业下乡，而是人才下乡、数字下乡、创意下乡。

农旅一体，产业助推，农业资源、旅游要素和人文底蕴相融合。在农业方面，村里的“泰伯鸿声”牌葡萄商标先后获得了农业农村部无公害农产品和产地认证、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A级产 品证书。以“老末兔葡萄”等为代表的农产品品牌,多次获得省市葡萄金奖。在文旅方面,2024年,火车浜主题公园开园,打卡市民络绎不绝,后期将配套娱乐餐饮等设施,进一步推动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梨花节系列活动每年吸引游客达3万人次,有效带动了本地旅游人气的聚集和消费增长。

党建梨园带动产业品牌化。 姚更上50亩“鸿心梨享园”经过专业化运营和科技管理后，已成为大坊桥村特色农产品的标杆。开展“千名党员认千树”活动，党员自掏腰包认领梨树，带动社会力量参与农业品牌建设。黄金梨通过包装升级和品牌打造实现市场溢价，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数字游民村落：新经济业态的乡村落地。 2026年5月17日，“链上鸿山·数创未来”无锡鸿山暖村数字游民村落正式启幕。该项目为无锡市首批“田园理想村”之一，并挂牌“无锡高新区OPC社区”。暖村坐落于大坊桥村寒儒桥片区，以典型江南民居格局为基底，打造庭院式共享办公空间、AI算力中心、精品民宿、乡村市集、艺术展厅与星空露营基地，构建了完整的“工作有支撑、生活有温度、社交有圈层、创业有舞台”生态。12家OPC创业者代表领取入驻证书。从AI医疗研发、动漫创意制作，到户外运动运营、低碳科技研究，多元业态在此齐聚。鹿守璋、谢仕强等知名艺术大师受邀入驻。鸿山暖村联合大模型技术团队、OpenCLAW开源社区等签署技术生态战略合作协议，发布“鸿山飞凤AI智能体中台”。

从“村村点火”到“数字游民”，大坊桥村的产业转型代表了苏南模式在新时代的一种新可能——不再依赖大规模的工业投入，而是通过营造优质的乡村空间和社区生态，吸引创新人才和新兴产业“逆流”下乡。

（四）精神传承：从“四千四万”到“新时代样板”

苏南模式的成功，离不开“踏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这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在大坊桥村的新时代实践中得到了新的诠释。

夏峰到任八年来，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包袱较重、村民参与薄弱、集体经济不强的“烫手山芋”。从金家里改造的反复协商，到梨园建设的背水一战；从老街修缮的精雕细琢，到暖村建设的开疆拓土——每一步都凝聚着“走遍千山万水”的调研功夫、“说尽千言万语”的沟通耐心、“历尽千难万险”的改革勇气、“吃尽千辛万苦”的实干精神。

2026年4月，夏峰与村党员干部一起集中收看《榜样10》专题节目。他说：“榜样们身上那种‘厚植情怀、为民服务’的实干精神，正是我们大坊桥村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

“四千四万”精神在大坊桥村没有过时，它只是换了新的面孔——从“跑市场、找项目”变成了“访民情、聚共识”，从“办工厂、搞生产”变成了“护文化、引人才”。

四、经验与启示

大坊桥村的实践探索，对苏南模式在新时代的丰富与发展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内生新动力。 传统苏南模式靠的是“政府主导+集体企业”，大坊桥村则在新时代探索出“协商议事+积分制”的双轮驱动，将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自治。这既传承了苏南模式“发展为民”的精神内核，又在治理模式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不是政府退出，而是村民真正成为主人。

第二，文化赋能开辟了乡村发展的新赛道。 传统苏南模式以工业为核心驱动力，文化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大坊桥村的实践表明：在工业化浪潮退去之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资源。当村民从被动的“传承者”变成主动的“共创者”，文化便不再是封存的遗产，而是可以增值的生产性资本。

第三，新经济业态向乡村下沉是苏南模式升级的新方向。 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式工业化，到“数字游民、AI赋能”的创新型社区，大坊桥村的产业转型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乡村不再只是城市的“后花园”，而可以成为新经济、新人才的“新主场”。

第四，苏南模式的精神内核具有持久的新生命力。 “四千四万”精神、“一包三改”的改革勇气、“发展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这些苏南模式的灵魂元素，在大坊桥村的新时代实践中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变的是发展路径，不变的是那股“敢为人先、实干兴业”的精气神。

五、结语

大坊桥村的嬗变，是一份写在田野上的答卷。

从金家里的协商议事到姚更上的梨园党建，从“智绘积分”的治理创新到“暖村”数字游民社区的落地生根——这座千年古村用八年的实践，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苏南模式工业化路径的乡村振兴新路。

这条路，传承了苏南模式“发展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核，延续了“四千四万”的实干基因，在发展路径上实现了从“工业优先”到“文化引领”、从“政府主导”到“村民自治”、从“村村点火”到“数字赋能”的系统性升级。

苏南模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苏南模式”是对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外向型经济的全面开放，再到新时代的文化引领与数字赋能——苏南模式始终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着生命力。

大坊桥村的探索和实践，为苏南模式在新时代留下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为苏南大地上的无数村落，标注了一个值得瞩目的方向和值得回望的起点。